摘要：刁亦男的《夜车》是当代中国独立电影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影片的力度来自于其高度诚实的道德纯洁性和对人物灵魂的深切关怀。它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今日中国的某种底层社会环境下真实存在的个体的生存状况，展现其中的黑暗、扭曲、残酷和暴虐及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控制体系的非人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以及在黑暗和绝望的最深处伴随人性的觉醒而悄然涌现出来的悲悯、救赎和甦生的曙光。
关键词：《夜车》 独立电影 黑暗王国 救赎
刁亦男的《夜车》（2007）是一部充满力度并具有深刻反思性的电影，堪称当代中国独立电影最为可喜的收获之一。
影片的力量来自其高度诚实的道德纯洁性和对人物灵魂的深切关怀。作者自觉的摈弃了一切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的预设，如其所是的展现今日中国的某种底层社会环境下真实存在的个体的生存状况，揭示其中的黑暗、扭曲、残酷和暴虐及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控制体系的非人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以及在痛彻心腑的黑暗和绝望的最深处伴随人性的觉醒而悄然涌现出来的悲悯、救赎和甦生的熹微曙光。
一.剧情与人物分析
陕西一个偏远破落的小城。人们的生活正像总是笼罩在这个城市的灰濛晦暗的天空一样，沉滞、空洞而无望。女主人公吴红燕是一个在当地法院担任法警的单身女人，在故事的开始，她的期待似乎只剩下不时的乘搭夜行列车从她工作的地方来到城里的婚介所，和很多人一样，用这样的方式在这阴郁枯寂的生活里寻求一丝安慰和温暖。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之后，她遇到了同样抑郁落寞的男子李军，仿佛不由自主的为他所吸引，将自己久久压抑的热情和关爱投向了这个让她心疼的男人。但是，她没有想到，真正的转折和剧变就由此开始。李是一个早已被一次次生活的严酷打击伤害得体无完肤的人，而妻子的被判死刑与孩子的被剥夺则将他的人生进一步推向了绝境。当他得知吴就是对他的妻子处刑的法警的时候，遂产生了报复杀人的念头。然而，在经历了两人之间激烈甚至带有暴虐意味的性爱之后，女人的关爱与柔情也渐渐在他冰冷麻木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就在此时，女人在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杀人意图，在最初的惊惧逃离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生活在一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因此转而以必死之志再次回到男人的身边。在他们即将踏上那条或许是一去不返的小船的时刻，影片戛然而止。毁灭或是新生？结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些，结论似乎却又并非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影片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可以说经历了几乎正好相反的心路历程：女人是由希望到绝望，男人则是由绝望到希望；但在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上说，两人又都在极度痛苦而严酷的边缘情境中经历了一种共同的内心觉醒和成长的过程。
在影片的开始部分，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女主人公外表的坚硬和冰冷与其灵魂深处的柔软与敏感的明显矛盾和对照，由此呈现出一种近乎双重人格的面貌。她一方面尽可能以一种机械冰冷、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对待她的社会角色和职业要求，以至于在面对死刑犯的绝望和亲手行刑的过程中似乎都能做到无动于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再看下去，很快就不难发现这种貌似坚硬冰冷的表相其实更多的只是一种环境压抑下有意无意的假象或自我保护的伪装，而绝非人物的真实本性使然。另一方面，这个人物内在的善良、柔软和细腻敏感的一面随着剧情的渐次展开则得到了越来越丰富的呈现，从对初次遇见的陌生男子表演的小魔术的不设防的欣赏，到不顾“公家人”的身份拒绝参与对隔壁风尘女子的道德审判并由此与对方结下一段友谊，到遭遇“婚托”时的大度洒脱与幽默感……直至最后在爱情关系中不计得失的全心投入，这个人物率真而美好的人性力量（丰富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勇于给予的爱、同情与牺牲精神）最终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这种强大的力量一旦被充分的意识到，就成为改变自身乃至他人的决定性因素，即便它将主人公推向了濒临毁灭的边缘，但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更高觉悟后的新生的契机。
与女主人公不同，影片的男主人公在出现伊始已经是一个在黑暗和绝望中深深沉沦的形象。他是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生计的窘迫艰辛使妻子走上了卖淫的道路，却又与欺压她的皮条客发生冲突致人死命。妻子死后，他更是遭到亲属的鄙视，连唯一的小孩也被夺去。这个“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的人与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受尽践踏的形象几乎毫无二致。更为甚者，在马尔美拉陀夫身上还在时时刺痛的那种尖锐的自我意识和尊严感在这里似乎也被生活的无尽摧残消磨殆尽，归于空漠的麻木和沉沦。然而，这同样不是这个人物的全部。在让人绝望的冷漠和麻木的背后，这个为世人鄙弃的男人在无意识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他柔软而善感的灵魂，只是他还未曾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会梦游般的不时来到一条河边的租船上随流飘荡，陷入一种失神落魄的恍惚状态；他捧着亡妻的骨灰，拿起一块在嘴里轻轻的咀嚼，用这种怪异的方式缅怀曾经有过的美好；或者，在妻子呆过的旅馆颤抖着在一个卖淫女的怀抱里寻求安慰。当那个迷惘寻找中的女人遇到这个如此孤寂阴郁的男人的时候，她的内心本能的认出了对方身上某种让自己感到熟悉和亲近的东西（在灵魂上他们确是同一类人，是可以互相懂得和彼此关爱的灵魂之侣），于是她毫不迟疑的用自己的身体和心去温暖和关爱这个似乎已彻底被社会遗弃的男人。但这时男人已为报复杀人的恶念所控制，因此，至少在相遇的开始她在他的眼中完全不可能是交流与关爱的对象，而只能是相反的东西。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让人揪心的悖逆状态。但是，随着交往的继续（其中不可避免的充满了阴郁而暴烈的气息），对方给他带来的温暖和关爱渐渐的触及和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同样的部分，他的坚硬的杀戮的意志实际上已渐趋动摇乃至瓦解。而当女人无意中发现他真实的杀人意图的时候，从最初的惊惧逃离到转而绝望赴死的决定无疑将两个人同时推上了毁灭的悬崖边缘。然而，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在绝望和黑暗的最深处也许恰恰也是救赎的曙光诞生的地方。
二.黑暗——时代的与内心的
正如影片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夜车》是一次在让人窒息的浓重黑暗中艰难穿行的旅程，就像作者特别钟爱的卡夫卡的作品一样 参⑴。那么，这种无情的统治着生活的黑暗到底是什么，它又源于何处？实际上，这黑暗既来自于时代之恶，又来自于人的内心。
1. 时代之恶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痼疾通过强加在男女主人公身上的一切非人性的事物而得以深刻的表现出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现时代的中国人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现实处境。
首先，是来自具有某种社会主宰性的权力结构及其具体执行体制的恶。如哈耶克所言，这种体制“要将整个社会加以组织，并且统治社会底一切资源，以达到其拟议的单一目标。这些制度的主持者，拒绝承认每一个人有一得以自主自发的领域，而且在这一领域里个人自身之目标是至高无上的。……简单言之，这种办法就是预先假定有一完备的伦理法典存在。在此伦理法典中，一切不同的人文价值都可给予适当的安排” ⑵（P44-46），然而，因为严重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对自由人权的漠视，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自命为“完备的伦理法典”的代表者的宰制权力及其体制化机构事实上始终处在这样的危险中：蜕变为少数当权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工具，公理和法律成为强权的奴仆，而其代价必然是对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和生命尊严、包括独立人格的剥夺与践踏，于是，“这样的社会，乍然看来，也许花花绿绿，热闹非常。其实，隐藏在这花绿闹热背后的，是无限的茫然，无限的怆凉，无限的虚幻。在这种社会里，丝毫没有生机在那里滋长，很少人味存乎其间。这种社会之构成与延续蕴涵着其自我毁灭的因素（殷海光语）”⑵(P48)。而这一切，也正是笼罩着片中小城的阴郁空气的深层的社会根源。
在影片中，这种恶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所在的单位——小城的法院中。在这里，体制的无处不在的非人化性质体现在：对所有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的被裹挟于其间的人们（这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人在内）来说，这种力量始终在致力于将他们变成体制所要求的没有生机和意志的机械工具和沉默盲从的奴隶或群氓。对于吴这样直接处于之中的从业者，体制要求甚至迫使他们在工作中抛弃属于人的独立思想、良知和同情心这样的情感——因为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高效贯彻来自体制的单一意志的障碍和累赘——从而将他们变成为无情的国家机器的高速运转服务的一个个合格的螺丝钉和齿轮。正是这种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的非人化直接造成了女主人公的莫名的内心压抑和情感苦闷，尽管这种压抑和苦闷在一开始还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那些被体制所支配和惩戒的人来说，它更是处处体现出其冷酷和残忍的非人化本质。在影片中，这一点鲜明的体现在法院审理和处置案件的种种常规化程式中，尤其触目惊心的体现在片中死刑案的进行过程中。对于这个被践踏在社会底层的弱女子，当她因不堪被再次欺压和凌辱而本能的反抗并杀死了施暴者的时候，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做出的体制的判决并没有体现出任何同情和怜悯。不仅如此，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种种细节无不揭示着这种体制所代表的单一意志的非人性，例如，甚至在最后执行死刑之前死囚还被要求“配合院方的工作需要”进行行刑动作过程的练习，完全无视这种纯粹出于工具性的便利目的的“练习”必然会给死囚增加的极大的心理痛苦和恐惧。而最本质的一点是，如果说被判死刑者的抗暴杀人是一种并非无可怜悯和宽恕的个体的恶的话，那么，一个体制以不容置疑的权威而正义的国家意志的名义轻易而漠然的以暴力剥夺一个被剥夺者的生命则可以说是一种远为可怕得多的、不可饶恕的恶，因为在这个看似依法“惩恶扬善”的过程中，恰恰充满了对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及其不可剥夺的独立人格和尊严的极大蔑视和抹杀，而这正是人所能犯下的世间最大的恶。而这样的恶出自宰制性的权力意志之手较之出自于个体，其对社会和人心的荼毒更可谓是贻害无穷的。
同时，体制之恶不仅体现在它处处宰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而且还体现在其进一步无孔不入的影响和荼毒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例如，影片中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吴的隔壁房间被租给了一位风尘女子，一位女邻居因此来找吴商议，意欲将这“伤风败俗”的女孩赶走，她对吴说：“你要是同意，我给她报警去”，吴问：“干啥要我同意？”，她的回答是：“你是法院的，我是群众，当然得听政府的。”显然，在这位自发的道德至上主义者看来，即使是在已经所剩无几的“私人生活”的领域，来自体制或官方的意志仍然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里，无疑已可窥见体制性的权力意志及其思维方式是如何深刻的渗透到最细微的日常生活的角落中去的。当然，有意思的是，在这场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中的一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那里并未涉及体制性权力的问题）的戏中，作为“公家人”的吴却给那位可敬的卫道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她的反应是“我要是不同意呢？”，随即在对方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这种对自以为是的道德审判者的本能的厌恶（唯我独尊的道德至上论者与专制主义的思想逻辑实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恰恰说明了她内心深处拒绝被体制化的另一面，同时也说明体制对人的控制力毕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产生异议和反抗的力量就来自于人的内心。
其次，时代之恶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垄断社会资源的权力意志相应的是掠夺式的畸形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后果之一是不但在经济领域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公正缺失，更造成整个社会层面的诸多痼疾，如物欲横流、贪腐猖獗、灾殃遍地、戾气丛生，并直接导致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的毒化。在一个对生命的根本价值缺乏基本尊重的社会，在爱和信仰真空的精神荒漠里，时代的空虚只能由赤裸裸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来填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走向全面的功利化、商业化和工具化。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影片主人公们置身其间的严酷现实——一片冷漠和孤寂的茫茫暗夜。
于是，对于即将赴死的被审判者，不但是体制性权力的残忍和冷漠让人震惊，同时在社会的其他任何地方也看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怜悯和关爱：原告念念不忘的是要求这个一无所有者偿付的巨额赔偿，围观者则趁看守不备对这个“杀人凶手”群起而殴之；于是，对于失魂落魄无意中坐了别人的船在河上飘荡的李军，船主尽管明知他是“脑子有病，受刺激了”而并无恶意，却仍对其没有丝毫的理解和同情，而是以“偷船”之名怒声叫骂和驱赶他；在妻子死后，他们的孩子由妻兄抚养，当李前去看望时却被对方当着孩子的面怒斥为“窝囊废”并一脚踢倒在地；李在痛苦不堪中来到妻子曾在的旅社，希望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寻找一点安慰，等待他的却是早已守候在外的流氓的凶神恶煞的敲诈……在整部影片中，在男女主人公置身于他们“正常”的生活轨道的时候，从他们的周围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温情而柔软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在婚介所（舞厅和婚托）和吴隔壁的女孩表演脱衣舞的夜总会里，换言之，只有在将性和爱作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出售的地方，属于人性本身的一种温暖的情感才被允许获得一种极其可怜的释放——服从于商业的目的。这样的现实是何等悲哀而又富于讽刺意味啊。
2. 内心的牢狱
时代的邪恶与扭曲无论如何沉重，却从来不是孤立的决定性因素。毋宁说，外在的时代的恶与人的内心的牢狱永远处于相互纠结、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可以说都各自在自己心灵的牢狱中挣扎着。对于女人来说，这首先是她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角色的压力，以及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子在一个冷漠的环境中所承受的压抑与孤寂。一开始她只是无意识的承受着这种痛苦，并希望借助一种常规的方式（婚介所）来摆脱自己的困境。而在遇到李之后，她本能的直觉到彼此之间的一种来自灵魂的亲近性，因此而勇敢的走出了封闭的自我，毫不吝惜的将内心压抑已久的关爱和温情给予对方，这时她实际上已经逐渐摆脱了心灵的桎梏。但是，她没有意识到，这个男人在此之前遭受到的戕害和摧残已是如此之深，在那些非人力量的一次次残酷的压迫、扭曲和荼毒之下，他的心灵也渐渐的变得僵硬、冰冷而黑暗，而从这无意识的黑暗深渊中产生出仇恨和残暴的恶念，可以说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当满怀希望的女人无意中发现对方真实的杀人意图的时候，其无比的震惊、剧痛和本能的恐惧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她的第一反应也是本能的逃离危险的举动。然而，在逃离的路上（影片一开始就以闪前的方式出现了这个镜头。显然这是一个事关人物命运的的关键转折点），眼前的一匹在重压之下跪地不起而被人死命鞭打的马（这里一下子让我想起尼采发疯前的最后一幕）使她似乎骤然间看清了自己真实的命运——无处可逃的彻底绝望的处境。本能的求生意志于是一变而为只求脱离苦海的必死的决心，她的行为也随之发生180度的转变。她再次回到那个对她来说本来意味着希望和生命、此时却只意味着绝望和死亡的男人身边，跟他一起上船前还刻意提醒他带上自己的包（包里装着她已发现的凶器），在水边，我们看到了影片末尾那极其有力的最后一个镜头——面对“上来吧”的呼唤，她静静的抬起头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表情的凝视。但在这凝视中却实在包含了深彻骨髓的疼痛和悲悯——不仅是片中人的，更是作者和观众的。
三．夜行列车的尽头——毁灭的永夜或是救赎的曙光？
在影片的末尾，黑暗和绝望的气息已经达到了让人窒息的极限，毁灭的永夜似乎就在眼前。这或许会是大多数观众包括笔者在内的第一印象。然而，反复研读之下则不难发现，这戛然而止的结尾未必只是一个彻底绝望的象征，而是包含了一种与之相反的东西。这就是伴随着彻骨的哀痛而可能产生的一种真正人性的高度觉醒，这种觉醒会使人意识到，世界上最宝贵的事物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以及由此对每一个本身都具有绝对价值的个体之人格和尊严的爱护和坚持。人之属于人的绝对意义和使命就在于，以一己的个体生命去关爱和温暖其他的个体生命，并由此寻求通向超越个体之有限性的更高的联合的道路。这样的觉醒会使仇恨和邪恶成为不可能，并推动人们走向彼此和解、同情和关爱的道路。
诚然，在影片中，彻底的觉醒并未发生，也许在此之前还存在着一段必须经历的艰辛漫长的道路，然而，人物的成长本身已经为这种觉醒准备了坚实的铺垫和根基。男人和女人都在痛苦的经历中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和力量之所在，这也为最终的根本性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看起来，女人是由希望走向了绝望，男人却相反，是由绝望与仇恨走向了复苏的希望，而影片就在这一希望和绝望的交织点上结束。这样开放式的结局到底意味着什么？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尽管女人上船之前已然抱着哀莫大于心死的自戕之志，尽管对方在最后仍不能说完全放弃了仇恨与杀戮的意念，然而，相反的（走向互相理解与关爱的）可能性却已然在其中隐现出来。影片作者也明确的认为，两个人最后是会平安回来的，因为男人实际上已经“软化”了参⑴，因此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所预示的并不是毁灭，而是救赎与新生。也就是说，在男人的内心中，仇恨和杀戮的意志已经在逐渐消失，而为一种柔软的东西所代替。那么，是什么使他“软化”的呢？是什么将那颗黑暗坚硬的心又重新转变为柔软温暖的状态的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女人勇敢而无私的向他付出的关爱和温暖。正是这种关爱和温暖不知不觉中渐渐融化了男人内心的黑暗和冰冷，使他开始重新恢复了作为人的尊严和情感，因此才会有他推船离岸时的失声痛哭，因此才会有发现女人不告而去后嗅闻她留下的围巾的怀恋。所以，在女人冲破自己内心的牢狱的时候，她不仅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更无意中拯救了这个她所爱的绝望的男人。尽管这种爱最后似乎将她推向了极度痛苦的毁灭的边缘，但其实这很可能也是另一种新生的开始。
作者曾将影片描述为“一个女人走出生活、工作、感情的困境，实现自我拯救的故事，以及人在面对自己心灵的牢狱时，如何摆脱它，以及摆脱它所要付出的代价。” ⑶这无疑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确实，在影片末尾的巨大哀痛和悲悯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某种超越于绝望的东西，某种任何非人性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均无法完全剥夺的属于人本身的希望和光明。这种希望和光明将伴随着人的内心力量的真正觉醒、伴随着人之为人的不可剥夺的独立人格与尊严的建立和完善而莅临人间。这是人类在经历了无数个世纪的蒙昧、蛮愚和僭妄，无数个世纪的杀戮、痛苦和磨难之后仍在苦苦追求的永恒的生命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永远不能放弃的可能性仍在一个暗夜未央的时代昭示着人性的尊严与甦生的美丽曙光。
参考文献：
[1]赵静.专访《夜车》导演刁亦男：我按照本能去拍电影[DB/OL].(2007-5-26)[2010-8-20].